美国严重的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严重贫富分化，这种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社会公平感严重缺失。社会阶层固化，缺乏正常的向上空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创造激情，非常容易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然后经济就容易陷入停滞，阶层矛盾激化，甚至爆发冲突。
据研究，过去的10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典型的“U”型变动趋势。即贫富差距先缩小，然后又迅速被拉大。
上个世纪最初的20年中，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化，尤其是威尔逊、哈定、柯立芝三位总统在任期间（1911年—1929年），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社会问题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反过来又导致社会问题激化，从而在下一任总统胡佛在任期间（1929年—1933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是后任的罗斯福总统力挽狂澜，绝对不会有后来的世界新霸主。
1929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后任的罗斯福总统痛定思痛，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也加大了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政策体系，有效增加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救济，转移才使得贫富悬殊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大大地缩小导致社会公平感一定程度地回归，普通百姓通过个人奋斗的向上通道被重新疏通，才让美国喘过了这口气，才有了后来的世界霸主。
但是好景不长，上个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比如中国）、技术进步（比如德国和日本）等的冲击。使得美国经济在全球一家独大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至少经济实力不再像二战后初期的20年间那样傲视群雄。
再加上美国国内之前帮自己度过难关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很大变化。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再分配功能逐渐变得越来越微弱，美国平民明显感觉到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又回来了，社会财富和资本规则再度牢牢地掌握在经济寡头和大资本家手中。
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严重。如果按收入高低对美国民众进行分组的话，2019年美国顶层10%人群的收入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38%，中间40%中产人群的收入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42%，而占人口比例50%的底层人群收入只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仅仅为20%左右；
换另外一组数据，美国收入最顶层那10%的人群的平均税后收入是其余90%人群平均税后收入的5.5倍；而美国收入最顶层的那1%的人群的平均税后收入是其余99%人群平均收入的21倍。如此巨大的悬殊，怎么可能不会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热情和创作激情。
上面两段只是给出了2019年一年的数据，我们如果给出美国不同阶层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反差会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2019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所占有的全部财富份额高达70.7%，而底层50%的人群占有的财富仅为社会总财富的1.5%。
由此可见，收入越高的群体净财富也越高，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平均净资产是底层20%人群的37倍。
正是因为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和拥有资产的反差，导致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就迎来了长达40年了同比衰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逐渐明朗化和清晰化，阶层之间的转变越来越难，逐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社会动荡也时有发生。比如最近这些我们没有多久就会听说，发生在美国的极端枪杀事件和各种各样的爆炸案，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冲击。老百姓只要活得下去，谁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这样的事情啊。
高度的经济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还会损害效率，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社会阶层出现固化时，社会就会处于撕裂状态，就会陷入冲突状态。
与之对比，咱们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之后，社会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现在是时候提出并逐步推行共同富裕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条件，疏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这是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并且我们已经走在实现它的路上。
